肖扬：司法改革及法官德才论
并具体要求：进一步规范领导、指导、监督的权限、范围，既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又确保各层级政法单位依法独立公正办案。
吊销某企业家的驾照对其经营权的损害。例如：高校违法拒绝给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导致其无法及时就业，我国法院并未认可该毕业生的赔偿请求权，理由是由此引发的利益损失属于不具备必然性的不确定利益。
[17] 如果授权性法律在授权措施的同时提及了后果，则意味着该措施是因其所要产生的后果而被授权，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授权原则上涵盖了提及的后果。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可能具备宪法正当性，也可能不具备宪法正当性，不具备宪法正当性的损害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侵害（Verletzung），进而违反宪法。但在今天，我国宪法学界已普遍认同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需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根据结构上的差异将损害基本权利的情形分为传统损害和事实损害，但这一划分标准在德国《基本法》上并不存在规范基础。拉姆绍尔认为，这一标准与第一条标准具有关联性。
德国宪法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基本权利仅防御具有规制特征，即具备目的性、直接性和强制性的损害。交通规则的变更可能会损害出租司机的职业自由。（一）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文本依据 布坎南认为，立宪选择是重要的，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非政府实体的行为，能够通过深思熟虑的立宪层面上制定的规则加以约束。
一方面，税收法定主义在实现税收法治的同时，推动了法治精神的普遍确立和弘扬。税收实体法定主义首先要求税收立法不得含有违背人权保障的内容，税收法律必须是良法而非恶法，诸如纳税人享有的法定限额内纳税权、税负从轻权、基本生活资料不纳税权等。所谓宪法民主，是通过宪法确定人民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地位并以宪法、法律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保证人民当家作主。[22]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民主表现为人民在国家税收权中的主体地位，即作为税收依据的法律由人民制定，税收法律规则由民主表决通过，课税种类、税率等内容都是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反映。
在税收立法环节，税法的制定须有纳税人的参与并经纳税人同意，这是法治要素中民主精神的体现，在税收执法阶段，征税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征税，这是法治要素中依法行政的表现，所有这些环节都反映了税收领域依法办事的法治要求。宪法对制度的安排，首先是对公权力的性质和目的进行宣告，以阐明政治权力的行使在于实施正义，为维持政治权力的有序运行，宪法应当为国家机关的设置、职权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确认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以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税收合宪性的功能有二：一是为国家正当的税收权给予强有力的宪法保障，二是将征税权行使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合理限度之内。税收法定主义一方面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则是对征税权的限制和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因此，税收法定主义是对征税者和纳税人关系的准确表述和明确界定。[18] 刘茂林：《宪法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财税法在执行国家财政制度的同时也调整着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在此过程中，财税法就成为实现宪法关于规范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价值理念的工具和手段，税收法定主义所包括的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等内容隐含着宪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因为宪法的价值就是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
宪法秩序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人类通过创制宪法既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又防止个人滥用自由，[20]达到既保障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又保障政府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的目标。[9]实行税收法定主义可使每个公民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切实体会和感受到其中所承载的宪法价值理念，这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和确立宪法价值共识具有十分重要推动和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法定主义所保护的财产权是宪法民主的先决条件。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33] [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27]税收法定主义产生之初只是作为一项普遍性的抽象原则保障纳税人的权利，随着时代发展和税法研究的深入，这项原则所赋予的内容也更加深刻和全面。
税收法定主义是资产阶级争取税收立法权的斗争胜利后确立下来的一项原则，基于‘不代表、不纳税的税收法治思想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宪法中普遍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因而其调整税收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以国会颁布的税收法律形式出现的。但是这仍须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
[3]从宪法学视角研究税收法定主义，因宪法的最高法位阶性必然赋予其特殊的规范意涵。[26]从权利保障是法学的核心范畴角度而言，税法也不例外地是纳税人权利保障之法。税收法定主义是将应然宪法秩序转变为实然宪法秩序的重要调整手段，它以税收法律关系为核心，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实然的社会秩序。不仅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过程须有纳税人的民主参与，而且纳税人对税收用途和去向所享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也是税收民主的要求和体现如果超越必要的限度，等同对公民财产权的征收，或者认为目的与手段不具有关联性，违反禁止侵害过度，意味着税收法律超越了宪法界限，裁定规范税收义务的法律违宪。多数意见认为，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免受审查，那些细节性与技术性部分属于单纯法律上的义务，须依比例原则审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联性，判断是否侵犯了基本权利。
关键词: 基本义务 法律形式保留 强化法律保留 宪法限制 禁止授权 基本义务是宪法强制公民对国家履行的责任。前者认为，国会征税权的目的只能为了行使宪法明确列举的权力。
[⑧] 简单法律保留指宪法只笼统规定某项基本权利可以由法律加以限制，但并未规定具体的限制条件，其规范词语通常表现为由法律加以限制，或者由法律规定等。从超越权限一面来看，以美国税法为例，税收是国会征税权（taxing power）的行使，最高法院在多个判例中确认征税权需受宪法限制，意味着规范税收义务的立法权受宪法双重限制，即权力和权利。
来源：《长白学刊》2014年第3期。[11]参见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律评论》第39卷第3期，2010年9月，第59页。
摘要: 基本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基本权利干预（侵害）。鉴于美国立国哲学中深刻的自由主义意蕴，一方面未将义务宪法化不影响义务的基本性，他方面适用比例原则审查义务规范、明确宪法界限又展示出法院贯彻限权宪法的坚定立场。[④] 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文。不可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基本义务法律。
二、强化法律保留 作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强限制，基本义务适用法律保留在宪法裁判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但此处的法律保留是否等同于基本权利干预之法律保留，又须仔细甄别。个人行使权利不得侵犯他人自由和权利，这在基本权利原理上构成基本权利冲突。
亦可参见[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潘恩斯：《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如果税收构成压制性的侵犯行为，则有关税收条款违反了比例原则。
举凡设定义务的税收法律，若对公民基本权侵害超越了必要限度，与规制目的不相称，皆可判定违反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生命、自由、财产，构成对财产权的侵犯。基本权利干预之法律形式保留不能满足法律保留之最高层级的要求，与强化法律保留具有较大差异。
其三，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其核心决定部分，不构成基本权限制部分，不应予以审查。[⑤]义务规范的核心部分应免受司法审查，以此昭示基本义务与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及普通法律义务之区异。美国税法合宪性适用法律保留有其独特性：一是美国宪法文本没有规定基本义务。由于当时基本权利总论研究处于起始阶段，基本权利限制、法律保留原则，乃至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等问题并未浮现出来，只是笼统地停留于认为基本义务有可能抵触其他基本权利，并未触及作为一个普遍性命题，即基本义务等同于基本权利限制及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
[18]其根源依然在于基本义务对基本权利的最强限制及强制性，说明政治性是基本义务的潜在含义，非宪法化并不影响其根本属性。鉴于基本义务的前宪法属性，法律化的义务与一般基本权利限制又有明显区别，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强限制。
例如，在著名的童工税法一案中(Bailey v. Drexel Furniture Co.)，[13]最高法院一方面运用比例原则裁定将税收作为处罚方法不符合目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缺乏关联，另一方面裁定国会违反联邦主义，超越权限，行使保留由各州的权力。 四、宪法界限 强化法律保留明确立法权受宪法限制，须以比例原则审查义务法律是否逾越宪法界限，是否侵犯其他基本权利。
另外，关于税收和支出权（taxing and spending），一向有麦迪逊的狭窄解释和汉密尔顿的宽泛解释。[①]作者在2003年提出公民义务的宪法界限一词。